当然，我明白，不是收集民族学事实的劳动决定了书的意义，而是隐藏于其中的活跃的臆想。也许，在早期生涯中，我屈服于非我的天性所固有的劳动形式，也因此获得一种概念，认为所付出的劳动的基础就是我写关于土豆一书时所具有的那种驴一样的耐力。当出版商因我的纯粹游戏突然付给我600卢布的时候，我把这看作是最伟大的、我从未听说过的幸福：这意味着，我可以游戏般地生活，往后我的劳动将成为游戏。只是我应该越来越大胆地游戏，扫除身后所有汗水和泪水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