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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对割礼之所以维持高度兴趣,是因为他们将异民族视为纯然“他者”(otherness)。如果割礼仪式能被“解释”,而且跟我们的生活形式建立关联,这种“排他性”就可被移除,人类学家便觉得获致何谓“人”的某些普同意义。仿佛人类学理论如能解释性习俗,它们便能解释一切。
标签:
摘抄
出自:
奈吉尔·巴利
《天真的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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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旅行总会带来哀伤与时光飞逝感。
我在喀麦隆期间碰过不少这类专家,其中有人恶毒批评我为“非洲文化的寄生虫”。 他们是来分享知识,改变人民生活的。而我只是观察,还可能因个人的兴趣,鼓励此间百姓迷信异教与落伍。有时在寂寥的失眠夜里,我也如此质疑自己(一如我在英国时怀疑学术生活的价值一样)。不过,谈到解决危机,这些专家也没啥成就。他们每解决一个问题,便创造出两个问题。我常觉得那些自称握有真理的人应当为扰乱他人生活而良心不安。至于人类学家,不过是毫无害处的书呆子,这个行业的伦理之一便是尽量不直接干预观察对象。
因为一个族群如果失去认同,最令人类学家扼腕的是世界失去了某一种特殊“世界观”。世界观是一个民族数千年互动与思考的产物。因此,一个民族的消失也代表人类可能性的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