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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讲,不管是当时或现在,我都觉得田野工作或其他学术研究,其正当性不在对集体的贡献,而是远为自私的个人成长。学术研究就像修道院生活,专注追求个人性灵的完美。其结果或许会服务较大层面,却不能以此论断它的本质。不难想象,这种观点不容于学界保守派与自诩改革者。他们深陷恐怖的虔诚与洋洋自得中,拒绝相信世界其实并不系于他们的一言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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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抄
出自:
奈吉尔·巴利
《天真的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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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旅行总会带来哀伤与时光飞逝感。
我在喀麦隆期间碰过不少这类专家,其中有人恶毒批评我为“非洲文化的寄生虫”。 他们是来分享知识,改变人民生活的。而我只是观察,还可能因个人的兴趣,鼓励此间百姓迷信异教与落伍。有时在寂寥的失眠夜里,我也如此质疑自己(一如我在英国时怀疑学术生活的价值一样)。不过,谈到解决危机,这些专家也没啥成就。他们每解决一个问题,便创造出两个问题。我常觉得那些自称握有真理的人应当为扰乱他人生活而良心不安。至于人类学家,不过是毫无害处的书呆子,这个行业的伦理之一便是尽量不直接干预观察对象。
因为一个族群如果失去认同,最令人类学家扼腕的是世界失去了某一种特殊“世界观”。世界观是一个民族数千年互动与思考的产物。因此,一个民族的消失也代表人类可能性的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