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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经验也会赐我贬抑他人的全副技巧。每每思及此,我的脑海便涌起一个回忆。场合时一个即便以寻常标准来看都十分乏味的会议,我与数位优秀同行礼貌聊天(包括两位阴郁的澳洲民族志学者)。似乎经过预谋,同行一一告退,只留下我面对两位澳洲“恐怖分子”。经过几分钟死寂,我试图打破冷场,提议一起喝杯酒。其中一位女学者马上一脸苦相,嘴角痉挛,厌恶大喊:“不要!我在丛林里喝够了。”田野工作的最大好处便是让你俯拾可得这类渺小凡人无缘使用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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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抄
出自:
奈吉尔·巴利
《天真的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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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旅行总会带来哀伤与时光飞逝感。
我在喀麦隆期间碰过不少这类专家,其中有人恶毒批评我为“非洲文化的寄生虫”。 他们是来分享知识,改变人民生活的。而我只是观察,还可能因个人的兴趣,鼓励此间百姓迷信异教与落伍。有时在寂寥的失眠夜里,我也如此质疑自己(一如我在英国时怀疑学术生活的价值一样)。不过,谈到解决危机,这些专家也没啥成就。他们每解决一个问题,便创造出两个问题。我常觉得那些自称握有真理的人应当为扰乱他人生活而良心不安。至于人类学家,不过是毫无害处的书呆子,这个行业的伦理之一便是尽量不直接干预观察对象。
因为一个族群如果失去认同,最令人类学家扼腕的是世界失去了某一种特殊“世界观”。世界观是一个民族数千年互动与思考的产物。因此,一个民族的消失也代表人类可能性的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