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自由中国》创办两年之后,台湾发生一桩高利贷的金融案件,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人员设下陷阱圈套,引诱犯罪人上钩。雷先生抵挡不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这些开明分子的愤慨,由夏道平执笔写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自由中国》和台湾统治权力的冲突,也就从那篇社论开始了。保安司令部将该期《自由中国》扣押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竟要逮捕《自由中国》编辑,幸有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的吴国祯发现而制止,才没抓人。《自由中国》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赔罪道歉,这才了事。胡适因为这事件来信辞去发行人名义,他的理由是抗议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