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是一向以道自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古已有之的陋习，总是将自家的一己标准冒充为代表国家民族群体利益的公共价值加以推广，强难于人，自己也因而获得了卫道的正义感而愈加相信师出有名。历史上的‘以理杀人’是如此，本世纪的‘革命大批判’也是如此。这样的批判姿态不能不是政治专制主义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