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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香港后不久,我们的财产便化为乌有。为什么呢?原来,父亲把从上海带来香港的积蓄存进了同乡开的四海银行,但这同乡竟亏空公款,逃之夭夭;当时又没有存户保险,结果父亲一生的积蓄,就这样付诸流水。幸好他生性豁达,顺境逆境都可以继续生活。1951年,我父亲开始在香港找工作,不久他便在美国新闻处找到工作,负责文学翻译,后来又进入了电影圈。我们家不是一直都那么富有,反而经历过多番大起大落,也许正是这样,父亲才会逼不得已涉足多个领域,成为多才多艺的“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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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抄
宋以朗经典语录
宋家客厅经典语录
出自:
宋以朗
《宋家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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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我父亲对他的影响写入了《那段跟宋淇吃西餐的日子》。文中说:“我接触宋淇先生已是上世纪70年代,那时他在中文大学,身体不好,仍为《星岛》创办彩色印刷的大型文艺刊物《文林》。我是初出茅庐的小子,做了几份商业机构的工作都做不长久,颇觉大机构非人之苦。进入《文林》跟随前辈工作,有机会学习过去文学、艺术的传统,最感动的是那种文明、包容的气氛。宋淇先生对诗、对文学艺术的热心感染了我们,至今未尝止息。”
他是校长的特别助理,但他不是教员,又不在体制之内,不需要向任何单位负责,只需要向校长交代,因此校内很多人对宋先生非常忌惮。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经常说自己割了一边肺,还强调他所服用的所有药物,由抗生素到胃药,都需要是最先进、刚在美国研发不久的,给我们感觉他弱不禁风,但抱病坚持。事实上他管的事情非常多,编辑相当小心和仔细,能看出他事无大小都关注的作风。”在文中郑树森又说:“我只觉得宋先生十分神秘,跟他平日对中大很多校务欲言又止的作风如出一辙。”
“一般电影剧本的通病是过分重视剧本的故事,而忽略了其中的人物,以致本末倒置,一味追求曲折离奇、出人意表的故事,对人物的塑造视为无足轻重。甚至为了迁就故事,人物的性格会前后矛盾,无从令观众信服……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由于出发点错了,中国电影便随之走错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