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读周作人，读俞平伯，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两位长衫人物的袖里清芬，尽管都吹过欧风，淋过美雨，无恙的依旧是那一盏苦茶，那一株古槐，朱丝栏间浮动的墨影永远是三味书屋和春在堂的疏影。说颓废，那是最后一代文化贵族的颓废；说闲散，那倒不是秦淮梦醒灯火阑珊的闲散：是钟鼎胸襟供养温山软水的脱俗。周作人给俞平伯的信有一封说：「陶渊明说读书不求甚解，他本来大约是说不求很懂，我想可以改变一点意义来提倡它，盖欲甚解便多故意穿凿，反失却原来浅显之意了」。这是知堂一生盘桓心头的偏爱，做人为文从来不屑穿凿，不屑甚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