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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问我,这些纪传、评传写了什么?回到我身上,二十年来,或者说最近十年,我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变,从激昂走向从容,有人说是从鲁迅走向了胡适,从愤青走向了文化主义,从西化走向了综合……我相信这些转变是真实的,但没有变的仍是理想、历史的善和正义。我相信我的文字一直都在吁请世道人心的创造和安顿,一直都在捍卫人类的正义和认同;当然,更为关键的,我在文字中交代了自己二十年来,我都不像个“说书人”,我都不是没话找话的人,不是以写作刷存在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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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经典语录
安身与立命经典语录
出自:
余世存
《安身与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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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对鲁迅的评论值得三思:“鲁迅说尽了旧社会的中国,然而他何以如此忧心忡忡?他的目的不是中国的毁灭,而是为求中国的再起。鲁迅全面否定儒教,他不知道他所有的关怀,是一个新儒家的再现,他只是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新儒家。”在钱穆那里,当年西化的鲁迅、胡适是新儒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传统的儒道互补、内佛外儒,跟人类文化的大小传统统一在个体成员那里是一个道理。百年来中国大陆声势澎湃的西化运动,在明智者眼里只是尚未完成的“新儒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无论中国文化如何趋新趋时,传统的儒、释、道仍能够借身还魂,仍有强大的力量显明其本质。
可以说,鲁迅的收入不算低。有人因此认为,“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 。人们对鲁迅的印象也是,他虽然朴素,但生活起来也是相当享受的: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佣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雇有两个女佣,晚年经常带全家乘出租车看电影、赴宴席……
由此可知,梁启超有经济头脑,有政治抱负,却少了政治魄力和政治能力。好在他的财经思想今天已是国人的常识。他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说不尽的。具体到经济领域,我们可以说,他仍给今天的文化人树立了榜样,那就是知识人不必讳言利益,也应该参与经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