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做事不是靠商业和法治，而是靠道德和礼治。费孝通说乡土中国的最高理想是“无讼”，就好像足球比赛中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双方的规则，而犯规的代价不单是被罚，更是整个球队和指导员的耻辱。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的首要技能不是数学计算能力，而是分、分辨善恶美丑。也许这就是文人思维的起源：针对每个特定动作的美学评价。有时候他们管这种评价叫“价值观”，但所谓价值观无非就是给人和事贴或好或坏的标签。文人把弘扬真善美和鞭挞假丑恶当成自己义不容辩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