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决定按照某个团体的价值观来干预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赌博，赌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划分可否容忍的界限是正确的。这与那些承认革命或诛戮暴君行为合法化的历史性赌博并没有什么两样：究竟是谁给我权力，让我去重建我认为被侵犯的公道？对于反对革命的人来说，为一场革命正名毫无意义；只有那些投身于其中的人才会相信其价值，并打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在决策是否采取国际干预行为时，我们遇到的也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