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以来，华夏各族之烈烈志士，皆求以文字固化记忆，此乃为天地存心也。司马迁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而这一切，其根本价值原在“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