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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次大战的现代人,其实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操纵与蒙骗,一次又一次被带到毁灭边缘。所以,已经有人开始睁开眼睛检视船行的方向。西方的反核战运动就是一种自觉运动,一向被动的人反过来希望主动地决定自己的未来,不让所谓"领导人"或狂热的群众牵着鼻子走。台湾近年来开始蓬勃的民主运动与反污染热潮,也代表一种觉醒与反抗,人试图塑造自己的命运,如果缺少这种觉醒与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灭顶了。
出自:
龙应台
《人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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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爱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为追究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舆马争饮,座无虚席,只为听一场关于道德的辩论;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却纪念两个著书立言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才允许这样的事情?那必定是一个认识文明、尊重文明的社会,八百年前的中国。
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玩于股掌之间。
一个刽子手的责任,在看准了头颈的分寸,一刀霍下,让鲜血喷起,人头落地。被杀的人究竟有罪或者冤枉,不是刽子手的事情。甚至于即使他明明知道眼前跪着的人其实无辜,也没有人会指责刽子手为凶手。我们可以说,刽子手只是奉命行事,做一天和尚当然就得撞一天钟。应该负责的,是判官;或者,是那个不健全的审判制度;再抽象一点,我们不妨这么说,错在那个封建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