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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对自由的理解,是各种误解中最粗俗浅薄的一种,她心目中的自由就是任性放纵、恣意妄为、目空一切、旁若无人。实际上,自由制度的敌人们,最喜欢将自由曲解和污蔑为这个样子,对此,曾在专制国家生活过的人再熟悉不过了,它的唯一效果就是让善良的人们对自由产生错误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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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抄
辉格经典语录
出自:
辉格
《沐猿而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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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曾是狩猎猿,所以比我们的猿类近亲更爱吃肉,更难抵御肉脂的芳香,但我们仍背着灵长类的包袱:不能合成维生素c,所以无法像其他食肉动物那样放弃水果和蔬菜;因为我们吃更多肉,加上会用火加工食物,我们的肠道短了许多,也不再那么耗能,才供养得起高能耗的大脑。
为了长途追逐猎物,我们有了适合长跑的直立体型和长腿,为了解决长跑中的散热问题,又有了裸露皮肤和发达汗腺;为了猎取大型动物,我们发展了团队合作能力;因为大猎物的肉一下子吃不完,我们学会了分享肉食(却较少分享素食),建立了互惠关系,最终发展成了我们丰富的社会性。
许多所谓的洗脑活动,比如传销培训,确实汇集了一批轻信的狂热分子,但这未必是因为传销者的思想控制手段有多高明,或许只是因为轻信者原本就缺乏判断力,加上知识贫乏信息闭塞,因而容易被蛊惑,而传销过程只是将他们筛选了出来。
甚至传销参与者未必真的相信他们所接受并转而向他人兜售的那套说辞,尽管他们常表现得如痴如醉,但这很可能只是常见的自欺伎俩:为了更有效地哄骗别人,最好先把自己哄信了,但这种相信是浅层的,内心深处他们也可能明白这只是获取利益的手段,也就是说,这是他们经过权衡之后作出的自主选择,他们并未丧失自由意志。
英国科学作家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在今年出版的新书《棘手遗产》(A Troubtesome lnheritance)中,讨论了群体间心理特性的差异及其对社会制度发展的可能影响。他认为,各国之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走上不同道路,在法治建立和经济发展上表现迥异,不能仅仅归因于早先的制度基础和文化特质,更要从心理特征上找原因,而群体间心理上的差异很可能有其遗传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