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可靠性要求我们写作时心存这样或那样的说话对象。然而我们不是生活在旷野里，语言本身，与其传统一道辖制着我们，伴随着该语言的其他使用者对其期许的压力。我有青年时代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事写作的经验，我有在德国占领期间为爱国主义的华沙写作的经验。也许走上移民之路是对我的拯救，因为在法国和美国的许多年我不曾为西方读者写作，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当然事实上，我珍惜我的成功，因为的确有人在羽翼丰满之后，没完没了地声言他不是众人中的一分子。我正好相反，直到与华沙政府决裂，我才真正开始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