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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原人士相晤一室,你能感受到与烈酒一样浓的人情。然而,恰恰是这个令人心醉的人情,妨碍着我们民族的个体进行等距离的理性合作。韦伯说,现代组织制度的理性化过程就是将人情关系排除出组织的过程,并推动着组织内部行政效率的极大提高,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然而又说,失去人情的组织人是一种“非人化”。这是人类为了效率而建立理性化科层组织的一个无可奈何的沉重代价。我突然理解了韦伯的心情。
出自:
曹锦清
《黄河边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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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好谈专制与民主。他们只把专制与民主视为一种政治制度,又将政治制度视为一件可以随时替换的衣服。他们被西方政治概念蒙住了眼睛,看不到政治制度赖以有效运作的社会心理与习惯。当广大村落农民尚未学会自我代表,且需别人来代表时,一切法律与民主的制度建设,只能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
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核心是确定善恶美丑。那么善恶标准的基础或根源在何处呢?它既不在个人之内,也不在社会之外,而在社会共同体内。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个“这回共同体”:因为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各个成员,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对抗。古代的贤哲们大概是看到了这一无情的事实,故而从社会外去寻找道德的基础与标准。老庄的道,宋明儒学的理,释教的佛,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近代西方哲学中的规律,便是用来奠定人间社会善恶的基石。然而,宋明的现代人不信这套说教,于是善恶标准便模糊起来了,只得用法律从外部规定人们的行为标准。
”一部分地区优先发展战略”是否会使中西部地区沦为发达地区的“殖民地”问题。如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只造成若干发达的中心城市与一批暴发户阶层有能力仿效西方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那么,改革真的走到邪路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