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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年代》经典句子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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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句子(11)
德国纳粹与苏联两大政权,虽然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却有一种共同信仰,认为它的公民都赞同一个“真正的信条”,只不过这个信条不是天定神喻,而是由世俗的政治——意识权威裁定。因此,众多社会对科学同有的不安感觉,在此终于找到正式的官方口径——这里不像其他国家,后者在19世纪漫长的时期中,都已学得一门功课,就是民众的个人信念茫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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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极端的年代》
联的铁碗紧紧控制着东欧各国,奇特的是,只有芬兰一国得以逃过这个厄运。原来苏联大发慈悲,1948年竟然让芬兰政府将共产党从政府部门里除名。斯大林为什么放过这个小国,却不在那里建立卫星国政权,其中原因至今是谜。也许芬兰人的好勇之气,把他给吓住了,怕他们再度拿起武器反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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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年代》
除了匈牙利,自从布拉格之春以后,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气馁之余,事实上都放弃了认真改革的努力。至于偶有几个企图重拾中央计划经济旧路的例子,或以斯大林式(如齐奥塞斯库治下的罗马尼亚),或采用毛式以精神力量及道德热情取代经济理论(如卡斯特罗),有关它们的后果在此还是少提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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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年代》
苏俄铁幕时代付出的人命代价,恐怕将永远无法确切估算,因为甚至连官方对处决人数及古拉格囚犯的统计——不论是现有的或日后可能面世的数字——都无法涵盖所有的死难损失。而且依人不同,估算的差距更有极大出入。有人曾如此说过:“对于这段时期里苏联牲口的死伤数目,我们知道的反而比被苏联政权滥杀的反对人数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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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年代》
因教育程度好而占的优势,甚至连最落后最偏僻之民也逐渐感受到了。他们自己不一定能分占这个优势——尤其在他们享受不起这个条件的时候,更特别感受到其中的不同。知识就是权力,这句话不但具有象征意义,在事实上根本就是如此。在某些国家里,所谓政府,所谓国家,对其子民而言,无异于一部庞大机器,其目的即在榨取他们的资源、血汗,以供国家雇用的员工享用而已。因此知识即权力的意义,在这些国家愈发明显。有了教育,往往意味着有可能在公家谋得一份差事,有时甚至十拿九稳,保证可以得到一个职务,运气好的话,更可以变成一辈子的铁饭碗,从此吃喝不尽,招权纳贿,公物私用,将职位私下给家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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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年代》
斯大林将“马列主义”简化为简单绝对的教义问答、教条式口号的做法,也不失为将新观念灌输给第一代识字人的上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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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年代》
这支农民兵组成的部队,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注定不能如毛泽东所形容如鱼得水般的简单:所谓游击队伍就是鱼,快活地游在人民这片水中。其实在典型的游击区,任何被穷追烂打的非法组织,只要行为收敛一点(照当地的标准而言),乡里人都会予以同情,并且支持他们去对抗入侵的外国部队或政府派来的任何人员。但乡下的地方派系根深蒂固,赢得其中一方的友谊,往往意味着马上得罪另外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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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年代》
苏联体系瓦解了,西方评论家的直接反应,便是此事证实了资本主义及自由民主政治的永久胜利。但是在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政治之间,两项观念的不同却常为北美某些浅薄的世情观察家所混淆。诚然,在短促二十世纪的末期,资本主义的体质固非处于最佳状态;但是苏式的共产主义,毫无疑问已回生乏术。但是在另一方面,自由民主政治的展望,却不能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凡是处于90年代初期的严肃观察人士,都不会对它抱同样的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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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年代》
一个奇怪的现象却是,在社会主义第二世界及第三世界的某些地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往往享有极大的尊荣,并比一般民众拥有较好的生活条件及某些特殊权利。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他们甚至可能身列国中最富裕的一群,并享有出国的权利,有时甚至有机会接触外国文学。在各个第三世界国家里,身为知识分子,甚或艺术家,却是一项责为公共资产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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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年代》
两家政权都对“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大感不安。纳粹斥其为“犹太”邪说,苏联思想理论家则将其归之于不够“唯物”(materialists)——这个字眼,在此是根据列宁的定义而论——不过在实际上,双方却对此容忍,因为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绝对少不了标准的“后爱因斯坦”物理学家。不过国家社会主义却将犹太人和各种反对派扫地出门,不但使它自己尽失欧洲的物理天才,同时也等于一举毁灭了20世纪初期德国科学原有的优越地位。1900-1933年间,66个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奖中,有25个落在德国;但是1933年以来,德国得奖率却不及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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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年代》
勃列日涅夫的年代,最后被改革人士冠上“停滞时期”的称号,原因就在其政权根本放弃了任何认真的尝试,以挽回这个显然走下坡的经济。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小麦喂饱百姓,比在自家努力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容易多了。靠无所不在的贪污贿赂,为这部生锈的经济引擎上油润滑,也比大加清洗、重新校正——更别提把整部机器换掉——简单多了。将来会怎么样,谁又知道呢?至少在眼前,能保持着让消费者高高兴兴地过日子——最不济,不要让他们太不高兴——显然是比较重要的。因此在70年代的前半期里,苏联居民可能还觉得日子过得不错,最起码,比起他们记忆中的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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