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时还会想起董林肯和徐守廉。我觉得这是两个对艺术的态度极其认真,像我前面所说的,虔诚的人。他们身上没有一点明星气、流氓气。这是两个通身都是书卷气的搞艺术的人。 认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