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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姜文拍过一个片子,叫《鬼子来了》,看过的人大都称赞不已。作为历史研究者,我喜欢该片,除了它故事讲得流畅生动、演员演得形象逼真外,更是因为它能大胆直面复杂人性,真实地呈现出了今人难得一见的现代中国史上一个悲催的侧面。这里说的“悲催”,并不是姜文后来对记者解释的,即中国农民太过善良,不知该如何面对侵略的日本鬼子之类;也不是有的影评人所斥责的,那些农民像鲁迅笔下麻木冷漠的中国人一样,有奶便是娘,只会窝里斗,对侵略者全然没有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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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抄
“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经典语录
出自:
杨奎松
《“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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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三等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之所以仍旧可以理解,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人类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需要漫长甚至是复杂的过程。对此,我们或许可以用黑格尔关于人之成为人,必须经过从“自在”进到“自为”的转变的说法来做一解读。基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观点,黑格尔指出:同样是人,生物意义上的人与社会意义上的人是不同的人。“胎儿自在地是人,但并非自为地是人;只有作为有教养的理性,他才是自为的人”。按黑格尔的观点,人只有形成了有教养的理性,才能“使自己成为自己自在地所是的那个东西”。否则,人充其量只是一个为自我而存在的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无法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他人有用的社会的人。
古代社会条件下民族的存在,充其量只是自在意义上的民族。只有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条件下,一个自在的所谓国民,才有可能在与其他陌生国民的碰撞和交往中逐渐地变成一个自为的国民,即不仅意识到自己的民族国家属性,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才有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自在的民族才可能在与他民族的相互碰撞及交往中逐渐地形成一个自为的民族,即不仅清楚自己的权利地位、国家属性,而且能够成为国际社会政治秩序的共同建设者和平等参与者。不难想象,这样一种转变不仅是长期的,而且必须建立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