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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认为:兼善天下是人生最终目的,季刚老师也是这么想的。这一篇诗以雁象征流离的人民,以鳌比喻猖狂的日帝,对于自己虽能安居治学却缺少救国的“神方”感到内疚。思想境界是多么崇高!求之古人,只有宋王令《暑旱苦热》中所写“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其胸襟可以相提并论。汪旭初先生在其季刚老师周年祭悼词中说,“季刚伤时纵酒,遂以身殉”。这是事实。老师只活了五十岁,是我国学术上无可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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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抄
出自:
王木春
《过去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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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在蔡元培任校长后成了“自由王国”,开什么课,课怎么讲,都是老师的自由。教师之间,有不同观点可以唱对台戏。学生们就更自由了,“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别系的课。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只到考试的时候你去参加考试就行”。汪曾祺笔下的西南联大亦然:“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大学课堂如此,中小学课堂里也不乏其例。季羡林的中学老师,有的是前清秀才,四书倒背如流,出口“我们大清国”;有的是激进革命者,像胡也频,一上课就宣扬普罗文学。袁微子先生记得小学每次作文时,夏老师就问:“这次作文写点什么好呢?……我替你们想了几个题目,你们看怎么样?”接着夏老师拟出四五个题目,让学生自己选
国学大师黄侃上课,常由古代诗文谈及现实,“爱国忧民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表。有一次讲顾亭林的《海上》,“他一面念一面慨叹,仿佛要陪着顾亭林也痛哭流涕”。学生们为之动容。
李叔同上音乐课时,有的同学看不相干的书,有的同学吐痰在地板上。李叔同没有立刻责备他们,而是等下课后,才用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再出去。”等别的同学都走了,他才和气地提醒他们应该如何如何。说完微一鞠躬。李叔同用言传身教,告诉学生什么是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