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自由国家，作家有义务不去关注义务。只有在专制政体下，人们才指望文学展现和谐构思，高调鼓动众人。专制君主不惧怕作家鼓吹自由，他怕的是诗人爆出一则笑话，旋即深入人心。他最大的忧虑是欢乐，是人们情不自禁地表达的不可遏制的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