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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厢情愿地以为这些事只发生于特别的历史时期与特定的文化背景。诚然,这一说法至少部分地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它也包含一个诡异的陷阱:将邪恶大爆发理解为历史个别非正常事件会让人以为,我们已经将这样的事件安然地阻挡于眼前的时间与空间之外,普通时间里的普通人不会受其滋扰。
出自:
《揭开行政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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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个人鼓起道德勇气来对抗行政之恶,技术—理性观念也没有为这样的个人提供足够的指导来告诉他如何有效地进行反抗。公共服务伦理要求,你不能既是“公务员”,又必须公开地表达与通过立法形成的政治权威的不同。
技术—理性式的管理之所以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是因为它缺乏历史意识,将过去的经历作为一种不可控制的变数。对技术官僚而言,过去的失败不是因为理性方法的运用,而是因为不够理性;如果事情不如规划的那样,那么问题不是出在政策上,而是出于不可控制的政策变异因素。如此一来,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规划,也需要更有效率的可控制度来排除混乱情况的出现。
社会角色与社会结构在日常人类行为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远非美国人关于个人主义的信仰所能预料;而且我们清楚地看到,个人道德与伦理原则可以被社会角色与结构所吞噬并消化殆尽。人们一般不会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伦理决定,相反,大家看到的是一系列琐碎且常常含义不清的决定,决心与行为习惯慢慢地让道德感出列。如果当时情势被当作是技术性的问题,或者需要专业化的判断,或者组织权威已经授权,则更会有顺水推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