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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经典语录

共 72个句子，6部作品，人关注
句子(72)
作品(6)
这个权力的象征物里，批发着世界上最密集的阴谋，笼罩着世界上最严密的规矩，呈现着人间顶级的浮华和奢靡，却惟独缺乏一样东西：简单平凡的亲情。
出自： 张宏杰 《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这个制度的诞生,似乎就基于一个悖论。在我们的想象中,这样一个富于创造力的构想应该诞生于秦皇汉武这样雄才大略的帝王脑海里,然而事实是,它的创造者因为荒淫、离经叛道而著称,他就是隋炀帝。
出自： 张宏杰 《千年悖论》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尊贵的。买卖人口是“悖天心，逆人伦”的罪恶行径，必须立刻停止。原有的奴隶，一律恢复自由民的身份。一道令下，三百六十万奴隶获得了解放。
出自： 张宏杰 《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中国的政治家特别强调秩序。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静态的，条理分明的。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三皇治世，五帝定伦，长幼尊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上天早就规定好了的，并且在《周礼》等上古传下来的经典中阐明，天子的使命就是使一切回到原来的规定上去，克己复礼。
出自： 张宏杰 《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我们心中的负能量需要有释放的渠道，一旦它没有被认识、理解、释放，就会失去控制，形成各种各样的性格、家庭、社会问题。 它会从忍耐过渡到压抑，然后可能因为一个导火索而爆发，变得愤怒，最后变得罪恶。 恶，有时就像细菌。如果它没有合适的生长空间，那么它会一直压抑着自己，积蓄着自己的能量。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会放肆扩散，无法抑制。
出自： 张宏杰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这是一个彻底的、奇特的、最具东方性的东方国家。“中国纯粹建筑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因此，中国是一个只属于空间的帝国。”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千百年来在广阔的土地上重复庄严的毁灭，而又在本质上毫无变化。
出自： 张宏杰 《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
多年周旋在政治旋涡之中，王莽已深谙政治的玄机。他的理想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但是他实现理想的方式却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刚入仕途，他只知一味刚强，做事恪守原则，说话直言不讳，这种性格使他在宦海沉浮的前几年吃尽了苦头。而现在，他在刚强中已经糅入了一丝阴柔，做事更讲究方式方法，他知道了进退，知道了等待，知道了利用他人的弱点。
出自： 张宏杰 《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的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
出自： 张宏杰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的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的进一步退化。从汉到清，这一规律至为明显。
出自： 张宏杰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成帝永始元年（前１６年），王莽的叔叔成都侯王商向汉成帝上书，要求把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这实际是为王莽讨封。有人带头，众多儒学名士也趁机上书，颂扬王莽的品行。于是，在三十岁这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封邑一千五百户，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由此，王莽经常随侍在皇帝和太后左右，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和权势的大臣。虽然如此，他的作风依然不改，居官恭谨有加，地位越高，为人越谦和。他把封地上的贡赋全部用来资助儒生和名士，自己依然简朴度日。他是个工作狂，工作起来通宵达旦，把自己任内的事处理得井井有条，非常符合儒家标准。太后和皇帝都庆幸选对了人，不断委以重任。又过了八年，深受舆论支持的他接替退休的叔叔王根，成为大司马，社会舆论终于把他推上了权力的高峰。
出自： 张宏杰 《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不过当代史学家比较一致的结论是，雍正的暴亡是服用丹药所致。 作为清代帝王中最有个性的一个，雍正的为人行事多有离经叛道之处。他精研佛法又迷信方术，对道教的丹药理论十分感兴趣，平时爱吃丹药“即济丹”，还经常把它赐给自己的亲信大臣。他在后宫之中养了几位道士，他们的任务就是为他提炼能令他增强精力、延年益寿的“仙丹”。（《雍正传》）虽然正史不敢记载，但考诸多种史料档案，原本没有致命大病的他，应该确系病急乱投医，在道士的劝说下服用了含有剧毒的“丹药”而提前离开了人世。最有力的证据是雍正死后第三天，嗣皇帝就将宫中那些炼丹的道士全部扫地出门。（《清高宗实录》）
出自： 张宏杰 《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乾隆很清楚喇嘛教对安定西藏和蒙古的作用。他多次说过“兴黄教，所以安蒙古”，“敬一人而千万悦”。他高屋建瓴，进一步树立达赖喇嘛的权威，他也由此拥有了确认转世活佛和任命高级教长的权力，从而牢牢地把西藏社会控制在自己手中。
出自： 张宏杰 《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