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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经典句子
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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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12)
后来的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他作的《出师表》,亦如与朋友话家常,学的是曹操。曹操倜傥风流,其下属羊祜累官升至尚书左仆射,当其都督荆州时,轻裘缓带,身不披甲,学的亦是曹操。曹操在军中,意态安闲,如不欲战。曾用火攻败操于赤壁的周瑜,当作战时,背后却在听戏,学的也还是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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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杜甫如一片枯叶,任由狂风吹飘。他是在大时代中无足轻重的一粒沙、一片叶,但杜诗变成了史诗,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整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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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穆
《中国文学史》
惟为学先必有一种超世绝俗之想,弟性情忠厚,可以深入,因诗文皆本原于性情也。若不能超世绝俗,而只有此一番性情,亦终不免为俗人。从来能文能诗,无不抱有超世绝俗之高致,弟于读文时试从此方面细求之,若于此有得,则志气日长,见识日远,而性情亦能真挚而醇笃。文学之一方面为艺术,其又一方面为道德,非有艺术心胸,非有道德修养,则不能窥文学之高处,必读其文为想见其人,精神笑貌,如在目前。则进步亦自不可限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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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中国文学史》
当时曹操已受汉帝之封为魏王,封地并赐九锡,照老例,他所写的《述志令》应该庄严端重,曹操却写得轻松而有亲切感,正如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一般。按照当时外交辞令,应合乎当时政治文体,是要下令的,但他只是“述志”,只谈些从年轻时期起的生活琐事,不成其为令,讲述自己赤裸裸的一生,以朋友的口吻闲话家常,却成了一种风格与前不同的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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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西方又有一问题,就是:“历史需要文学吗?”这亦可从《史记》得到充分的答案。可以说,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前面已经谈到“文章同史”,且《史记》中所记载的历史都是真实的,都是活的、生动的。并且从文学作品来说,“描写人物”难于“创造人物”,《史记》是极为形象生动地来描写人物…… ……故太史公在《史记》中所写之酷吏、货殖、游侠及封禅诸作,都是为了发抒自己只感慨,但全是如实的信史,富有情感,且把自己也加入进去,却公证而不偏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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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至于赋这方面,到了三国时期,有王粲出来,初在荆州,后从曹操,有《登楼赋》,以流亡分子的身份写成,只寥寥数百字。当时建安七子中的阮瑀死,魏文帝曹丕写《寡妇 赋》。
此种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到了曹氏父子,可说如到了冬天,一泓清水似的,谈的都是没有价值的,却生出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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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正公家训》及《求阙斋随笔》《鸣原堂论文》等,在《曾文正全书》中,盼加浏览,必能与最近弟之功夫有相得之启悟也。于读文之外,并盼同时能读诗,主要可依曾文正《十八家诗抄》所选,就爱读者择其一二家读之,读完了一二家,便可再选一二家,以先读完此十八家为主。最少亦得读完十家上下。每日只需读几首,勿求急,勿贪多,日积月累,沉潜浸渍,读诗如此,读文亦然。从容玩味,所得始深,切记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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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汉代司马迁著《史记》,凡一百三十篇,计共五十二万余言。《史记》虽然是记载真实历史的史书,所谓“文章同史”,所以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俗语说:“千古文章两司马。”或说:“文章西汉两司马。”也有人说:“唐诗晋字汉文章。”如有人问汉代的最佳散文作品是哪部?则非司马迁的《史记》莫属。 我人从《史记》这部书已可解决有关西方文学的难题。西方人一直认为道德意识是不能加进文学中去的。如西方的莎士比亚、歌德等大文豪,无不有如此想法。自从《史记》面世以后,其书有道德思想融入作品中,却并不损害其文学价值,即如我国的屈原、杜甫等大家,亦是把道德思想融入于其文学作品中。在文学中可以将道德与人生合一,讲公的人生,有其最高的人生境界,《史记》讲的是整个时代的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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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东汉末年时,人心所感觉的预兆,是政治要荒颓了,而此一时期的文学却亲切而流露出真情。即使是曹操,虽当时已是政界领导,但其作品仍不失为普通平民之私己谈吐。如其《短
歌行》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其所表现的十足是一首普罗大众的平民诗。与《诗经》《离骚》及汉赋明显有所不同。操子丕、植继承父风,从此树立了文学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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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文学的创作难,模仿则容易发生毛病,但讲文学亦得有模仿。建安文学是有其清新的面貌,但后来模仿它的,却变坏了、杂了,因此又得有文学的翻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面貌,但并非全是白话文的变化。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应该看重曹氏父子所领头的建安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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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穆
《中国文学史》
我可以肯定地指出来,中国有两大人物,即是两位大文学家: 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 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是应用的、实用的,诗歌文学亦是应用的、实用的。正如中国的艺术产生于工业,如陶器有花纹、丝有绣花与钟鼎有器具、锅等。并不如西方那样专门为了欣赏而刻画像。中国的艺术是欣赏与应用不分,应用品于艺术品合一,亦即是文学与人生合一。中国的古砚与古花瓶,是古董,但同时又可使用,并不如西方般专为摆设之用,故中国历史与文学始终是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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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亭林的学生潘耒次耕曾为通儒定下了一个标准。他认为:通儒必须要有匡时救世的心术,要有明体适用的学识,在著述上,要有“纵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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