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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中日两国中,日本除了培理事件而开关外,没有太多的外患,因而十八世纪的锁国之后,反而产生出一种向世界扩张的民族主义。而中国由于中国中心的自大,导致强烈的外患,这使图存救亡成了近代中国最大的课题,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保全中国。此后两国现代化的命运不同,进路不通,原因是否可以如此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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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历史有一些时期很有巧合性,比如朱元璋建立明朝并即位的洪武元年1368年,恰巧是足利义满成为室町幕府第三代征夷大将军的那一年,而宣统皇帝宣布退位的1912年,又恰巧是明治天皇去世的同年。因此,整个明清时代,和室町初期到明治末年,重叠为一个历史时期,而这个历史时期中,中日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日本被整编进入明朝的册封体制,以足利将军为“日本国王”,向明朝朝贡的时期;第二个是日本方面在宁波争朝贡先后,从而激怒明朝,命令停止朝贡并将日本置于册封体制外,中国与日本开始进行对等贸易的时期;第三个是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光在宽永年间颁布锁国令,限定中国商人与日本通航仅在长崎一地,两国关系从而进入以长崎通商为中心的时代。
犹太人在近现代尤其是十九世纪欧洲知识界的创造力是登峰造极的,这肴不少犹太人逐渐同化于论,但这种同化并不完全,很多犹太人在抛弃自己传统的时候,也还未能全然接受非犹太传统,由于他们站在两个世界之间,所以他们喜欢怀疑,自己民族的偶像被打破,但又不愿意接受非犹太民族的偶像,“这些犹太知识分子因与周遭文化中认为理所当然的想法保持距离,遂能有知识上的创新能力”“犹太知识分子位处于两个文化世界的边界上,这个位置鼓励怀疑和独立,使他们容易成为另一位社会学家意大利人巴烈图所谓的知识‘思索者’”。
宋代家族重建中,清明祭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渐渐形成风俗的清明祭祀,使得一族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对同一祖先致敬,因此促进了这种家族的认同感。而清明祭扫这一风俗,又是在唐代佛教大盛之后,确立了祖先魂灵在墓地的观念形成的,在宋代加上了儒家尤其是理学家对家族运动的推动,因此形成了宋代以后的家族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