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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对于尊贵官员们在审讯过程中,或在牢房之内,所受到的屈辱,特别重视。但却提议:士可杀不可辱。导致一个残酷的发展:高级官员们一听说要吃官司,不但不准去公堂之上替自己辩护,反而必须马上自杀。咦,人,固不可辱,更不可杀。不仅对尊贵的官员如此,对卑贱的平民也应如此。贾谊竟然认定低阶层的差役之辈,全是无耻之徒,窃窃自喜他已挤身于统治阶级,使人失望。 在此之后,凡受到诬告的官员,不允许申辩,只允许自杀。对拒绝自杀而要求澄清的人,往往痛加抨击。因为目的不在保持人格的尊严,而在保护皇帝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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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经典语录
柏杨曰经典语录
出自:
《柏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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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失败的原因,恰恰就在英明领袖身上。将领如猪,是谁任命的?难道是敌国介绍?一个靠猛烈摇尾取得高位的人,他的拿手本领就是摇尾,而不是作战。马屁拍得不舒服,可以责备他;作战不能取胜,怎么可以责备他?真正应受责备的,应是英明领袖自己。
我们同意范睢是一位危险人物的看法,问题是,在专制政体下参与政治斗争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不是危险人物。范睢必须夺取魏冉的高位,才能实施他的外交政策。犹如司马光必须夺取王安石的高位,才能废除新法一样。 魏冉对秦王国(首都咸阳)开疆拓土,诚然有很大贡献,然而,再大的贡献都不能允许他「专权横行,骄傲贪暴」。司马光却认为只要看他拥立国王和烜赫功业的份上,他的官位就应该是铁铸的,神圣不可侵犯。而我们认为,一位女大亨加上四位男大亨,当权四十二年之久,也应该欠起屁股了。司马光所以有如此想法,只因为「专权横行,骄傲贪暴」的直接受害人,都是无权无势的普通平民,而当权派竟被一个小人物赶下台,打破「贵者恒贵,贱者恒贱」铁律,司马光就忍不住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法国拿破仑复活,这位军事天才岂能指挥现代化战事?蒙古铁木真复活,他岂能再打到波兰?面对新的形势,必须有新的头脑。邱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竞选失败,曾说:「一个对首领恩德容易忘记的民族,是一个充满活力,不可轻侮的民族。」而在中国,儒家学派的唯一法宝,竟然全是古人古事,全是今不如古。只有患老昏病的人,才不断惋惜昔年风光,中国文化已走到了这个可悲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