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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芬多夫提出,基于四点理由,造物主并没有给人无法无天的放任:人超出动物的尊贵、人与野兽相比的败坏、人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人与野兽相比非常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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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抄
自然社会经典语录
出自:
《自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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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一个与人类现实生活不同的状态,作为理解、批判乃至改造道德与政治的出发点,这种做法,无论改良人士,保守派还是激进分子那里,都不乏热衷和响应者。当然,人的世界,从不仅限于眼前。但构想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却不知是要将人的生活世界向过去和未来延伸,而是建立一个自身几乎注定无缘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一个超出生活的世界,甚至一个无法生活的世界。建立一个“另外的世界”,这种心理倾向和思想冬季,有著深刻地人性根源:作为理性的存在,对于每件事,我们要求的道理总是多于事情本身,甚至多于这个世界的可能;而作为政治的动物,我们还要为多余的道理创造一个世界,充当立法者为它们建立生活的安排,甚至创造一个自然秩序的宏大背景,哪怕只是在想象中。
但在将自然力量(生殖或征服)通过同意或信约转变为服从的义务方面,霍布斯的自然国家的契约之路仍然与“政治性国家”的契约之路存在一点决定性的不同,前者只有支配者和被支配者的臣服契约,而在后者则是一种结合了臣民彼此关系与其同未来主权者的关系的统一契约。因此,前者始终未能彻底摆脱支配关系的人身性质,而建立真正去自然化的政治服从义务。在建国契约上的这一关键差异才是霍布斯在自然国家和政治性国家之间发现的恐惧心理差异背后的规范意涵。
只是当自然法已经不再能充当'我们的星与罗盘'时,谁能在荒凉的大海中看见我们日渐远离的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