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性的存在，对于每件事，我们要求的道理总是多于事情本身，甚至多于这个世界的可能；而作为政治的动物，我们还要为多余的道理创造一个世界，充当立法者为它们建立生活的安排，甚至创造一个自然秩序的宏大背景，哪怕只是在想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