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社会都有许多清规戒律与法门，平时预防疾病，等到疾疫大作，它们又是对抗、处置与认知的工具。“为什么生病的是我而不是他人？”这种疑问苦缠不休，往往教人相信疾病是冲着患者而发作的，是报应，或者有道德意义。因此，有的疾病“坏”，如麻风或梅毒，但是也有“好”的疾病，例如浪漫主义时代的文人往往相信肺结核与天才有关，而痛风则是绅士的符记。疾病也可以解读成上帝的惩罚——这个过时观在艾滋病问世初期（20世纪 80年代初）再度浮现。医学人类学者已经证明，关于身体的信念（不论是健康的身体，还是病体）居于社会价值系统的核心，因而是“政治体”（bo dy politic）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