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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经典语录

共 39个句子
信仰是被现实而不是被怀疑结构或粉碎的。怀疑只是信仰根本不存在的结果，而不是信仰遭动摇的原因
出自： 徐贲 《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现代公共社会中，责任和权利是联系在一起的。责任不是位卑者对位尊者无条件的风险和服从，而是以任何人都必须尊重责任者的基本普遍权利（人权、尊严、自由、平等）为条件和基础。
出自： 徐贲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人有三种死法：第一种是自杀，第二种是战争，第三种是顺应。如果说自杀是逃避，那么战争便是对抗，而顺应则是不死不活地活着。
出自： 徐贲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更重要的是，1933 年纳粹刚刚上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对青年人和知识分子最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它们都被宣传成为人类世界的世俗福音，在当时也都有相当的说服力。那时候的人们对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宣传还几乎没有认识。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的不讲逻辑， 与后来被极权主义洗脑的那种不讲逻辑，根本不是一回事情。吕先生要用30年代的有效思维药方，来治疗80年代“文革”以后中国无效思维的毛病，他难道真的不知道，这可能不是他要寻找的有效治疗吗？1988年年底，他在翻译了三分之二的《有效思维》后， 停顿下来，离他1944 年得病还有将近6 年的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终于没有完成那后面的三分之一呢？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人文教育是文化的教育，人文教育的产品是有文化的人。人文教育让人变得更有自由意识、更能独立思想、更理性、更宽容、更有修养。这是一种做人的成就，它本身就是价值的实现，是一个自我完足的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功利目的的手段。
出自： 徐贲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说理是一种思想能力，它要求我们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讨论的问题，采取一种真实而客观的态度。这就需要说理者随时当心在说话和文字表达过程中的逻辑。同时，说理者还必须能够了解和判断对方的态度和不同立场。
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都能够经常地、有意识地这么做，他们就能够帮助提高整个社会的思维、判断、说理能力，也能够在此基础上帮助维持一个理性、开放、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和民主秩序。这种话语对于人们政治、社会的实际影响作用确实是不容忽视的。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人们需要说理，因为说理比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而真实和公正的东西在本质上来说是优于虚假和不公正的；一般来说，真实和公正的东西是比较容易证明而且比较容易说服人的；更为重要的是，人有足够的天生能力接受真实和公正的东西， 这种能力就是“理性”。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能弥补家庭道德教育的不足。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接受不同的家庭道德影响，因此个人品格会有相当的差别。例如，有的比较诚实、宽容、尊重别人，有的爱说谎、霸道、歧视和欺凌别的孩子。学校必须有好的道德文化环境，学生的教育才能托付给学校。如果学校本身就是一个不讲道德的地方，教师受贿自肥、学生讨好老师、缺乏公正的规则、充斥虚伪和谎言，那么学生的教育便不能托付给学校。
出自： 徐贲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公民教育是人文教育在民主社会的扩充，它们的核心价值都是自由、平等和尊严。公民教育关乎政治、关乎道德、关乎责任、关乎法治、关乎爱国。公民教育还关乎教育自身的作用，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某个权力意志而去灌输正确思想？是为市场造就劳动力？还是为了培养更智慧、更道德的公民？如果是后者，那么公民教育的目的与民主政治 的目的便是一致的。人文和公民教育的严重缺失使得教育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不改变这种情况，受教育的意义便只能维系在毕业生能否找到工作的功利考量之上了。
出自： 徐贲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教育程度的高低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理性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是一种关乎理性探索、求证、理解和判断能力的教育，贯穿于学生教育过程的始终，从小学高年级、中学到大学，在阅读、写作、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等各个学科中都有全面的融入。
批判性思维不仅要求学生对别人观念背后的“认知原则”和“道德原则”有所察觉和辨识，而且要求他们有自我反思和反求诸己（self-reflective）的自觉意识和意志力，只有这样才能有意识、有决心地克服自己的认知偏见和心理障碍，遏制自己的情感和情绪冲动——对自己的要求比对别人的要求更难做到。互联网时代的许多认知和心理缺陷皆与批判性思维的缺失有关。
出自： 徐贲 《互联网时代，有太多有知识但没理解力的傻瓜》
只有在人们确信这些基本价值，并即使在现实生活中眼见无数糟蹋，破坏这些价值的行为，仍然对这些价值坚信不疑的时候，他们才可以说是真正具备了信仰。
出自： 徐贲 《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说理与民主生活的关系对于美国学生们来说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自然而然就应该如此。这是因为，用教育理论家古德拉德（Goodlad）的话来说，他们是“在自己并不知晓的情况下，降生到美国民主共和制度中来的”。这对这些学生学习公共说理是有利的，也是不利的。有利的是，用不着向他们强调民主环境对公共说理多么必要（第十五、十六讲），因为那个环境已经在那里了；不利的是，由于现成的民主环境已经在那里，用不着他们自己去争取，他们对民主的认识有时会幼稚得令人吃惊。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约翰·洛克所把人类的心灵看成是一张空白的书写板，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最终在儿童心灵上写下什么内容，这个重任便落到了家长和学校的身上（随后又落到了政府身上），一个无知、无耻、没有规矩的孩子代表着成人的失败，而不是孩子的失败。”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例如，在他们看来，民主就是民主，至于那种只能由某一政党来领导的民主，是他们想都没有想到过的，所以，我教了这么多年的书，至今还没有碰到一个学生讨论过像“自由民主”与“某组织领导下的民主”孰优孰劣的论题。还比如，美国大学生对选举一向缺乏热忱，有一次大选时，有学生在课堂上表示对大选不感兴趣，说是没什么可选的，选来选去都一样。听了这话，坐在他身旁的一位学生马上说，只要是自由、公正的选举，没有什么可选的选举才是好选举。我问她为什么这样说，她答道，一场选举要是能就此决定国家的命运，那选举还不要弄得打内战？这位学生是从津巴布韦来的，她说，真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有像美国这样的选举。因此，即使对于美国学生，学习说理与民主的关系也不是多余的（第十八讲）。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雷锋日记》中的话是雷锋写给自己看的，是一种私域写作。雷锋说：“处处听党的话，坚决地、无条件地做当的驯服工具。”他省略的主语是“我”。无论雷锋对自己提什么要求，那都是他自己的事，“我与我”的话语是无须作公共说理的。但是，如果雷锋是对另外一个人说话，说“你”必须这么作，那就成为“我与你”的话语。这时候，他就必须给对方一些充分的理由。给予充分理由，那就是公共说理。
“学雷锋”是一种以非理性的话语机制为基础的行为模仿。它要求的是，雷锋怎么做，你也怎么做；雷锋怎么想，你也怎么像。除了“雷锋这么做”和“雷锋这么想”之外，你再不需要有其他理由，也再不能问“为什么”。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理性”不只是指思考和明理，而且还指“用理由来证明合理”。因此，说服必须包括用理由——说得通，别人能接受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看法或观点。“辩论”一词的拉丁词源的原义是“银”，把意思说清楚就像一块纯银，可以投射出光亮、清晰的映像，也就是像人们平时所说的“真理越辩越明”，银器越打磨越光亮。可惜现在的许多辩论不仅是粗糙的，而且是不允许打磨的，有的映照出扭曲的映像，有的混暗不清，有的语言甚至根本就是为了制造暧昧和假象。奥威尔说，扭曲真实的语言“就像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它模糊了事实的轮廓，掩盖事实的细节这样的语言是说理的天敌。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哲学家叔本华说，人受两种力量支配：欲望和理智，欲望就像是一个有眼睛的瘫子，理智就像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瞎子，理智的肩膀上背着欲望，欲望指挥理智前进的方向。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在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爱丽丝问“蛋人”（Ｈｕｍｐｔｙ Ｄｕｍｐｔｙ）是否可以使用同一个字词来指不同的东西。蛋人傲慢地说：“我使用一个字词的时候，我要它指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不多也不少。”２０１１ 年１０ 月杨振宁在与《中国新闻周刊》的访谈中说“中国现在很民主”，他扮演的就是蛋人的角色，他和蛋人一样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在公共说理中，任何人都不应该随意对字词作特别定义，更不应该随心所欲地使用字词，以致是非不辨。”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它的暴力倾向以“道德净化”为理由，排斥一切异端和不同意见，理直气壮地展示和夸耀自己的不宽容和狂热。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讨论公共问题会涉及三种基本的伦理概念。德性、责任和权利。德性是宗教或传统伦理普遍使用，它区分“德”和“恶”。因为抽象，所以久远。同时，也因为抽象，必须到具体的社会政治关系中进行诠释，比如君主制社会和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仁”“义”这相同的伦理概念会形成不同的伦理原则。 责任，尽责任就符合“德”的规范，对于宗教伦理或宗教化了的传统经典伦理而言，一个人的基本责任是由他在预先设定的秩序中的位置决定的。他的责任就是一些不容置疑的义务和承诺，例如对神的绝对服从和人们常说的“忠”“孝”。
出自： 徐贲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