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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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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经典语录
共 29个句子
权力是个好东西，奸臣需要，忠臣、能臣更需要，唯有庸臣不需要。倘或无权在手，便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丈夫抱负如何伸展？无权在手，我师曾国藩无非一潦倒京官，鸿章亦无非一落魄翰林，蝇营狗苟，饱食终日。
官场如此糜烂，办事如此艰难，办事人再不放手抓权，岂不有愧于己、有愧于国？这正是“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无权就做不成大丈夫，只能做大豆腐了……
中国官场贿赂成风，政以贿成。明太祖剥皮揎草（将贪官剥皮后蒙在草人身上），雍正帝则创设养廉银，以期高薪养廉、杜绝聚敛，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中国土大夫，本为国家精英栋梁，口尊孔孟之学，却无非是做官之敲门砖而已。一旦得其位，却并不行其道，倡圣贤之言，行苟且之事。其中间或有人大声呼吁，却大半以反贪腐而博虚名，以博虚名而图实利。或是科场失利，恼羞成怒，如洪秀全者，假托救世之名，扯旗放炮，无非想的是取而代之，江山仅得半壁，其贪腐暴虐却已骇人听闻。
海禁的最初动机，是为了维护新政权的稳定。明朝建立时，倭寇在中国沿海肆虐，而当年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方国珍残部，大多下海。此后，又发生了所谓胡惟庸谋反案，宁波卫指挥林贤从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则借进贡巨烛的机会，暗藏兵器，案发后，朱元璋下令断绝了日本朝贡。因此，明朝“禁海之例，始因倭夷违谕而来，继恨林贤巨烛之变，故欲闭绝之，非以通商不便也”
好风凭借力，方能送我上青天。鸿鹄之所以为鸿鹄，正在于其抓住了“好风”，这就是权力，就是机遇。权力之“风”未必为大王之风，亦绝非和煦之风，电闪雷鸣，风云激荡。疾风知劲草，“拼命做官”就往往需要直面暴风雨，甚至要有“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的豪情。
办事之难，并非难在事难办，而是难在一人办事、十人掣肘，另外还有百人在边上说风凉话，等着看你出洋相。办事人筚路蓝缕，以血汗换取更大权力，建功立业；旁观者张牙舞爪，以口水就可获得一切。干得多不如干得少，干得少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挑刺的，长此以往，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甲午之役，有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者，深居吾国，潜心社情民意，冷眼旁观，乃有呈交天皇之皇皇奏稿《中国大势之倾向》，鞭辟人里，透彻肺腑。
依宗方之见，中国之革新虽为世人看好，以为必将雄起东方，成就为一等大国，但实非如此。察一国，如同察一人，应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及其形体，表里洞照，内外兼察，始可说其国势所趋。今中国之外形，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壮其观瞻，外形虽美，但一旦遇大风地震之灾，则柱折栋挫，指顾之间即将颠覆。
海禁并没有断绝海上贸易，只是将它们逼入了地下而已。
出自：
雪珥
《大国海盗》
朱元璋“片板不得入海”的严厉海禁政策，正式颁布于洪武四年（1371）。此前，刚刚立国的明朝还继承了元朝的政策，维持着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但不久，朱元璋就先后撤除泉州、明州等市舶司，并且严禁一切私人海外贸易。其原因，就在于朱元璋认为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导致沿海民众经常出洋，长期脱离了政府的管辖和控制，是破坏大明国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大明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器、铜钱、缎匹、纱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并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纹。因而走泄事情者斩。”
出自：
雪珥
《大国海盗》
政府的高压，几乎使“海盗”成为沿海民众再就业的唯一出路，中国的“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
老百姓吃饭的问题，从来都比天还大，政府如果无法解决，民众就会自行解决，这背后“看不见的手”，不光来自市场，更来自人类求生存的天赋本能。“私通者， 商也。官市不开， 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明经世丈编》）“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故民贫而盗愈起。……一旦戒严不得下水， 断其生路， 若辈悉健有力， 势不肯缚手困穷， 于是所在连结为寇， 溃裂以出。” (《东西洋考》)在海禁高压之下，“海商”断绝，“海盗”盛行，那是“以海为田”的沿海居民的唯一选择。
出自：
雪珥
《大国海盗》
早在朱棣刚刚夺得政权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诏令：对“蕃国之人”，比较客气，要求“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资遣还”。而针对侨居海外的中国“流民”，则十分严厉：“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这种“虽远必诛”的强硬立场，曾在汉初出现过，但那是针对匈奴外敌的，所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如今，朱棣的“虽远必诛”，其矛头却是指向海外同胞，并且，对待土著招抚为主、对待侨胞镇压为主。
出自：
雪珥
《大国海盗》
海禁政策引发的走私牛市行情，也加剧了传统的海盗活动，一些海盗集团，也凭借其军事上的优势，开始大力进入这一地下外贸网络，向“武装海商”方向发展。海禁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催生了大量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明帝国称为海盗或海贼。波涛之上，本来就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社会，枪杆子里面不光出政权，也出财富。
出自：
雪珥
《大国海盗》
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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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
《大国海盗》
出逃到异国他乡之后，陈祖义似乎发展得不错。语焉不详的中国正史，多称他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武装团体。有一些难以考证的野史，甚至说他还不时带兵骚扰东南沿海，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捉拿他，而明成祖朱棣又将赏格提升到了750万两的高价，如果这一数额属实，绝对可称是倾国倾城的价码了。
出自：
雪珥
《大国海盗》
明代二百多年，海患不断、海盗不止（包括实际上以华人为主的所谓“倭寇”），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海禁政策一手刺激而成的。“海盗”这个词，在中文的语境中，是个贬义词，而对应的英文单词“Pirate”，却在西方并不一定代表着贬义。吊诡的是，明清两代中国“海盗”，所常用的旗帜，都是绘着神灵的色彩艳丽的旗帜，并非西方那种骷髅头加利刃、代表死亡的黑色旗帜。中国的所谓“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都是些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如此而已。
出自：
雪珥
《大国海盗》
戊戌政变后，当权者试图以自身的正确舆论引导人民，对康梁等人进行舆论围剿。但是，大清国的民意却总喜欢和官方的口径拧着看问题，官方批判力度越大，被批判的就越有市场。因为政治的不透明，以及官方话语体系的长期信用缺失，人们更愿意相信政治耳语——官方难得坦诚一回，人们却未必领情。清史上最著名的越描越黑事例，就是雍正皇帝颁行《大义觉迷录》，本意是想用真诚、宽容来反击对其地位合法性的质疑，结果却令其得位不正的传言主导了当时和后世的舆论。
出自：
雪珥
《国运1909》
肥沃的权力牧场一旦抛荒，就会成为城狐社鼠的乐园。打倒了一头被既得利益撑饱肚子的饱狼，迎来的或许是十头嗷嗷待哺的饿狼。动听的口号如同风月场中的海誓山盟，比短暂的高潮消散得更快、更彻底。利益决定立场，立场决定态度，从来都是屁股指挥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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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
《国运1909》
中国的政治运动最为娴熟的手腕之一，就是创造一个妖魔，以便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大多数人就可以安心地以为自己是好人了，可以轻装跑步进入灿烂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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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
《国运1909》
这位年轻的王爷（载沣）绝不比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李鸿章逊色，他们都是这间破屋的裱糊匠，区别在于：李鸿章轰轰烈烈，载沣却不动声色；李鸿章在尽力维持着屋子不倒下来，载沣却还要费尽心机地考虑不得不倒下来时如何减少断瓦残砖造成的巨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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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
《国运1909》
戊戌年，张之洞曾经力挺康梁等人，出钱出力出关系，但也敏锐地看到维新派的外强中干和急功近利。在变法主旋律响彻朝野时，张之洞逆市操盘，“不识时务”地抛出了著名的《劝学篇》，呼吁“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将维护三纲无常作为改革的首要目的，以此巧妙地将自己与康梁切割开来。
出自：
雪珥
《国运1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