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吴先生写了篇文章，说中国的传统是“轻法学，贱法吏”（白居易语）。“哪料到了今日，一般人士非但不轻视法学，并且对于一切法律问题觉得大有兴味；茶余酒后时常以法律案件来作谈助。……法学家当中稍负时望或有一艺之长的……文章大有求过于供之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