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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经典句子
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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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句子(147)
历史上最善于歌功颂德、自毁尊严的知识份子群,莫过于儒家系统。也只有儒家系统,才能使君王们舒服舒服、蹲在高位上过瘾。所以,「大儒」也好、「小儒」也好、「君子儒」也好、「小人儒」也好,君王可以豢养他,可以尊敬他,但没有一个君王敢放心把政权交给他。只因为他们是刘病已所指出的:「不切实际。」 司马光于十一世纪八〇年代当过两年宰相,就因为当上宰相后,努力扼杀改革的成果,引起民怨沸腾。对刘病已的告诫:「儒家人才不可以任用」,又多一个有力的挺身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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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
蔺相如和廉颇,为世人留下英雄人物的行事典型。换一个瘪三角色,宁愿国家受到伤害,也要私斗到底。蔺相如的容忍能力可贵,廉颇的反省能力和弥补过失的能力,更为可贵。两千余年后的今天,人们的敬意,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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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
中国文化像一条澎湃壮观的大河,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这条大河开始一渣一汁的沉淀,千百年下来,由于沉淀太多,而停滞、而腐朽、而缺氧,而终于成为一个庞大的酱缸。中国人的视界、担当、气魄,以及高贵的情操,逐渐萎缩,像渡过淮河的橘子变成的枳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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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
不过,刘邦也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王之一。所有关键性的大决策,都是别人的主意,没有一个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庸碌的领袖面对着比他智慧高的人,会感到一种压力,浑身不舒服,自己的愚蠢见解一旦被部属批驳,他会老羞成怒,翻脸无情。左右必须全是比他更庸碌的蠢材,使他有机会表演「面授机宜」「智从己出」,他才满意。刘邦几乎样样不如人,然而,他是一个优秀的统御人才,能作正确判断,能承认错误,能宽容别人的过失,能用度外之人;胸襟坦荡,不拘小节,具备一个理想领袖的条件。即令生在民主时代,他也会同样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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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
《柏杨曰》
司马光从没有一本专书或一篇专文,完整的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 却在资治通鉴〈司马光曰〉评语里,陆陆续续、零零星星的,透露无遗(这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称「臣光」)。当十一世纪宋王朝宰相王安石先生推行政治改革,以图拯救正奔向死亡之谷的帝国之时,司马光率领传统保守的知识分子群,坚决抵制。结果改革失败,腐烂加速,半个中国,丧失在北方新崛起的金帝国之手。在〈司马光曰〉中,可以充分看出司马光的意识形态,他有一种崇古的狂热,和一种维持现状的固执。他关心的是官僚群和大地主群的利益,远超过关心人民的利益。我们了解他的基本立场后,才能了解他苦口婆心以赴的目的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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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
司马光最服膺的是孔丘的正名主义,现代人对正名的认知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当选总统还没有就职,是「总统当选人」;就职之后,则是「总统」;下台摆地摊,则是「小贩」。而孔丘的正名认知,却恰恰相反:「是什么偏不是什么。」具体的说:「曾经是什么,就永远是什么」。楚王国早就是一个王国,身为首领的酋长早就是自称和被称国王,可是《春秋》却咬定牙关,硬称楚国王是「楚子」,你不是说你是国王么,我偏偏称你五百年前周国王初封你时的那个官位——「子爵」,因为你本来就是「子爵」!这种胶柱鼓瑟式讲礼教、定名份的正名主义,在当时不过是为了对抗动乱的一种手段,然而,发展下来却成为一种政治意淫,不切实际,而且把自己陷入一个被嘲笑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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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
形势比人强,一个只站在少数统治立场的主观盼望,绝不可能动摇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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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
一个人的权势或财富,到了某一种程度,就很难避免不被摇尾系统挑拨得像一只斗鸡。连父子之情,都可能破坏,亲戚宾朋,更不得不化友为敌。因为主子必须内斗,摇尾份子才能展示忠心,从中取点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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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
王莽的个人崇拜行动,如火如荼,这正是摇尾系统大显身手的大好舞台,对一个二十世纪的读者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布尔塞维克猛捧斯大林,纳粹猛捧希特勒,法西斯猛捧墨索里尼,狂热之中,上位的人为了夺权,下位的人为了夺利,纯洁的青年群众,则被拨弄得蠢血沸腾,理性全失。白的变成黑的,黑的变成白的,是非忠奸,完全颠倒,道德遂跟着崩溃。 一个道德崩溃的社会,一定受到惩罚,这惩罚的大小,跟崩溃的程度成正比例。王莽杀叔、杀子、杀公主、杀老友,不过残忍而已;而杀公孙闳,却是公开向正义挑战。摇尾系统吹响了魔笛,像魔法师引导老鼠一样,引导广大而昏迷的群众,载歌载舞,投向毁灭的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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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
任何人都无法十全十美,也无法万能。只有一种人是十全十美和万能的,那就是摇尾系统口中所谓的「英明领袖」,简直这个也懂,那个也精,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上自外太空辐射线,下到阴沟里忽然发现一只土拨鼠,他都可以发出正确的指示。不过,任何「英明领袖」到最后都会现出原形——他仍是一个普通人,而普通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他无法十全十美,无法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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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
乐毅是最幸运的,他没有死于刑场,而骑劫的溃败,证明乐毅三年不对即墨(山东省平度市)采取猛攻的策略正确。问题是,假如骑劫不是一条猪,而是一条龙,竟然夺取了即墨,甚至更进一步夺取了莒城(山东省莒县),乐毅恐怕无法为他的缓攻辩解。他之不敢回燕王国(首都蓟城),而迳行逃往赵王国(首都邯郸),可能由于这个原因。骑劫惨败,使乐毅更增光采。陷害他的人,反而成全他。人生命运,有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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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
范睢是被魏王国(首都大梁)逼反的最后一个人才。我们不能想像:如果公孙鞅、张仪,和范睢,在魏王国得到重用,历史会演变成什么模样。
魏王国当权人物化友为敌、化忠为叛的手段,实在高竿。一个有趣的课题是,魏王国政府中每人都能言善道,要计画有计画,要方案有方案,要爱国情操,如魏齐、须贾之辈,更比驴毛都多,哪个不是人才?
至于公孙鞅不过一个想升官想疯了的小职员,张仪不过一个不切实际的贫寒书生,范睢不过一个油腔滑舌、大言不惭、里通外国的卖国贼。他们既没有参加某一派,又没有被接纳为某一帮,能逃一死,已是皇恩浩荡。在鲨鱼的血口之下,人才不是被吞噬,便是变成敌人,强烈反弹。政权盛衰和国家兴亡,轨迹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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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
《柏杨曰》
一群老茧人物不考虑问题的实质,和建议的内涵,却用「年轻」二字,打击新生代精英,是传统社会最流行的手段。老人固然有可敬的优点,但必须是优点。仅由岁月累积出来的纯老人,有时反而成为进步的阻力。年轻人的见解,固不全对,但不能仅因为年轻,就认为一无是处。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惊人功业,都由年轻人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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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
任何一个国家的君王,都有朝见仪式,但都没有中国的怪诞。最突出的一点是「跪」。而跪,是一种对人最尊敬、对己最屈辱的古礼。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叔孙通先生「制朝仪」时代,跪还是一项简单动作,大家的屁股坐在小腿肚上,只要稍稍挺身,便算完成。三世纪之后,蛮族部落的「床」,引进中国,中国人虽不再席地而坐,可是「跪」却不废,遂变作一项难堪的负担,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瘤疣,这瘤疣一方面阻碍血液正常运行,一方面培养奴性成长,直到二十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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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
高贵门第——豪门世家和强大宗族,所以维系不坠,就是因为世代有官做;世代所以有官做,就是高贵门第中人物,都有一套摇尾奇功,拍马屁而使人觉得并不是拍马屁。 对于不足以影响他当官、又不能断送他老命的寒门世族,是一副嘴脸;对于足以影响他当官、足以断送他老命的大家伙,又是一副嘴脸,两个嘴脸都恰到好处,权势就会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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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
秦王朝是一个野蛮部落建立的政权,所创立的屠灭三族酷刑,一直保持到纪元后十九世纪才算结束。这种惨无人道的法律,虽然不断宣布被废除,但帝王一念之间,立刻就又恢复,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以「仁义」自许的高级知识份子,二千年来,噤若寒蝉。使中国的政治斗争比世界任何国家(包括被瞧不起的夷狄之邦)都更残忍,也使中国人缺少培养独立自主人格的土壤。每一个人的行为后果,全族都要分担。明哲不但可以保身,还可以保家保族。明哲的意义,就是畏缩圆滑、权势崇拜、丧尽礼义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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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
依当时情势,苏秦的合纵同盟阵线,是拯救各国的唯一法宝。可是秦国(首府咸阳)稍用诈术,向魏王国(首都大梁)表示愿归还前所占领的襄陵(参考前三五二年)等七个城市,魏王国那个蠢材君王,和那些蠢材官员,竟然兴高采烈的吞下钓饵。短视、贪婪,只看见眼前三寸利益,是造成悲剧的一大动力。贾谊说:「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覆亡,都覆亡在自己手上,岂止六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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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
政治性冤狱是恐怖政治中最极致的一种手段,把恐怖推向人生尽头,中国传统权力运作中,冤狱比屠杀更能发挥镇压功能。但有计画的大规模推动,却由嬴胡亥首开其端。我们不相信嬴胡亥全无人性,只是无限权力使他的人性丧失。这种人不会尊敬蒙恬之忠,只会嘲笑蒙恬之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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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
明哲的意义,就是畏缩圆滑、权势崇拜、丧尽礼义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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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
马屁精文章的特质是:对应赞美的,抨击;而对应唾弃的,反而赞美。为了一个官,或为了几两银子,能把恶汉形容为圣徒,把杀人蜂形容为可爱的家鸽。 写马屁文章的知识分子,固是无耻,接受马屁文章的有权有钱大爷,同样无耻——他竟然相信那玩艺是真的,囫囵下肚,而面不改色。两个无耻一拍即合后,乃完成一个双倍无耻。 一旦双倍无耻问世,辨别是非善恶、评断功过得失的客观标准,便被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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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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