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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其章经典语录

共 21个句子，2部作品，人关注

甲午战争，这是中国人的叫法，日本人叫日清战争。在某些日本历史学者的著作里，经常宣扬一种观点：日清战争是偶发事件，日清战争不是日本明治政府有预谋的战争，而是由于某些偶然因素才阴差阳错地发生的，日本并不是战争的责任者。这种观点，可以叫它“偶发”论。在日本学术界，虽然“偶发”论并未取得普遍认同，有些日本历史学者还对“偶发”论持批评的态度，但“偶发”论者一般都很顽固，时不时就会把“偶发”论改头换面地拿出来宣扬一番，所以绝不能小看它。

出自：戚其章《甲午战争新讲》

1894年，就是清朝光绪二十年，日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这一年，按干支纪年，叫做甲午年，所以这次战争称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虽是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却成为近代民族觉醒的重要转折点。

出自：戚其章《甲午战争新讲》

水有源，树有根。凡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根由，它的原委，它的因果关系。有因必有果；反之，有果必有因。甲午战争自然不能例外。

出自：戚其章《甲午战争新讲》

到了6月3日，朝鲜政府终于命内务府参议成岐运，携政府照会正式请求中国派兵。并任命工曹参判李重夏为中国兵舰迎接官，内务府督办申正熙、参议成岐运统辖军务司，负责有关接待中国军队事务。
在朝鲜政府向中国送出请援照会的当天，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奉陆奥训令，也前去拜会李鸿章。

出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史》

清政府既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决定派兵赴朝，便致电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有关条款，知照日本外务省。6月6日，汪凤藻照会陆奥宗光，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令直隶提督叶志超“选带劲旅，星驰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照会发出的当天，日本方面立即有所反映。汪凤藻急电李鸿章，告知日本政府令其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带捕二十名立赴韩，并添调一舰护商”。李鸿章电复汪称：“韩未请倭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商为词，究竟有限，且汉城现安静无事。祈与妥商。

出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史》

日本政府的最高决策层，在讨论如何或何时对朝鲜开战的问题时却产生了意见分歧：一派是急征派，以时任参议的陆军大将西乡隆盛为首，恨不得马上出兵伐朝，主张由自己充当使臣赴朝，先设下圈套，诱朝鲜政府入我彀中，必然带来开战之机；另一派是缓征派，以参议兼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为首，主张处理朝鲜要讲究步骤，必须周密计划，统一方略，缓缓图之。双方意见对立，争论激烈，演成一场势不两立的政争，最终以急征派的下台而结束了这场“征韩论”之争。

出自：戚其章《甲午战争新讲》

荒川所谈与杉村浚“语意略同”，使李鸿章更相信日本“必无他意”的保证，毫不怀疑其包藏祸心，便坦率相告：“韩请兵，势须准行。俟定议，当由汪使知照外部，事竣即撤回。”这样，日本方面便完全掌握了中国的派兵计划。

出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史》

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因朝鲜国现有变乱重大事件，我国派兵为要，政府拟派一队兵” 。同时，李鸿章亦迭接袁世凯来电，谓已派译员询杉村浚，询问日本“派兵何事”，杉村答以“调护使馆，无他意”。又说：杉村“近颇惊惶自扰，故各国均疑之，谣议颇多。鸟(大鸟圭介)来，或稍镇静。”李鸿章均信之不疑。由于他对日本的险恶用心缺乏清醒的估计，因此只能按照自己一厢情愿的主观构想那样干下去。

出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史》

日本运兵船络绎而至，大和、筑紫、赤城三舰亦泊仁川口，并派遣汽艇探测牙山湾，显然居心叵测。而李鸿章却要袁世凯劝告朝鲜政府：“日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切毋惊扰。迭阻不听，即听之。速设法除全匪；全复，华兵去，日自息。如有要挟，仍可坚持不许。” 6月12日，根据李鸿章的指示，叶志超委派聂士成为前敌营务处，负责剿办事宜，本人则暂驻牙山以待命。但是，聂军并没有同东学党起义军直接交仗。

出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史》

睦仁的《天皇御笔信》发表后，在日本政坛刮起了一股旋风，鼓吹“征韩论”一时蔚为风气。当时，倡导“征韩论”最力者是参议木户孝允。他有一套说辞云：
韩地之事乃皇国建立国体之处，推广今日宇内之条理故也。愚意如为东海生辉，应以此地始。倘一旦动起干戈，不必急于求成，大致规定年年入侵，得一地后，要好自确立今后策略，竭尽全力，不倦经营，不出两三年，天地必将为之一变。如行之有效，万事不拔之皇基将愈益巩固矣。（[日]《木户孝允文书》三）木户所论与外务省的意见完全相合。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对“征韩论”的阐述更为透彻

出自：戚其章《甲午战争新讲》

中国所派军队分三批渡海。第一批，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统芦防马步军，共910人，为前锋。6月6 日下午6时，自塘沽登图南轮，于8日下午6时抵牙山海口。9日，登岸整队，进扎牙山县。第二批，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所带榆防各营，共1055人，以及弹药、粮饷等，分载于海宴、定海二轮，于8日下午6时启航，10日下午3时抵牙山海口。因无驳船，直至12日上午10时始全部登岸。第三批，是总兵夏青云率马队 100名、旱雷兵l00名及步队300名，乘海定轮渡海，于25日抵牙山县．于是，屯驻牙山的清军人数达2465 人。

出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史》

聂士成派人招抚起义军之日，正是起义军退出全州之时。先是东学党起义军攻陷全州后，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又返军攻城，因起义军防守严密，久难攻下。朝王一面处分引起事件的责任者，将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革职，流配济州岛，并将古阜郡守赵秉甲革职，系械监禁；一面急发最后的精锐江华枪炮队四百及京城、平壤监营兵二千增援，并命严世永任三南招抚使，同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赴任，与洪启薰协力从事。从派“招讨使”到再派“招抚使”，说明朝鲜政府对东学党起义军的政策已由“主剿”转为“ 主抚”了。

出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史》

聂士成只是派弁兵100人，随带翻译，持告示前往全州招抚。告示共三种：其一，晓谕起义军解散。其中有“尔国王发电告急，我中朝爱恤属国，不忍坐视不救，奉谕钦差北洋大臣李奏派本统领率带马步枪炮大队前来助剿。特念尔等本属良善……大兵到日，尔等能悔罪投诚，洗心革面，均予免杀”等语。其二，“ 谕示商民各安其业，毋得惊恐”。．其三，申明军纪。有“奉宪檄饬，防营远征，保护藩属，护卫商民，自行军旅，纪律严明。今入朝鲜，军令重申，购买物件，照给钱文。如有骚扰，或犯别情，军法从事，决不稍轻”等语。这三种告示被日本间谍送报日本驻朝公使馆。不久，“汉城饬弁持倭使大鸟圭介来咨，诘问前日所出告示是否真伪”。

出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史》

当中国派兵之先，丁汝昌先期遣济远舰率扬威驶至仁川口，与平远合为一小队，以观形势。及至叶、聂两统领率军赴朝时，以超勇舰护之。又恐其力量单薄，又分扬威赴牙山，留济远、平远两舰泊仁川口。

出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史》

清政府获知日军侵台的消息后，特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葆桢主张在军事上加强戒备，调派武毅铭军13营分批渡台，驻防风山；又以福建水师兵轮6艘长泊澎湖。此时，侵台日军数千人局促于台岛南端一隅之地，已成骑虎之势，但又不甘心无所得而归，便寄希望于外交讹诈，最后，以抚恤、修路、建房等名目勒索50万两白银而撤兵。日本第一次尝到了越海侵略的甜头，遂以此次侵台为契机，悍然于1879年3月8日将琉球国吞并，使之成为明治政府黩武扩张政策的第一个牺牲品。

出自：戚其章《甲午战争新讲》

我们之所以认为“偶发”论不能成立，主要是基于日本明治政府的实际表现，也就是基于许多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第一。锐意扩张。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开始推行“武国”方针，确立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为基本国策。他发表所谓《天皇御笔信》，宣称“日本乃万国之本”，须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不言而喻，日本要布国威的首要目标，就是一衣带水的西邻朝鲜和中国。

出自：戚其章《甲午战争新讲》

日本政府选中了激进的“征韩论”者久留米藩士佐田白茅，派他去朝鲜调查政情和军备。1870年3月，佐田向政府上了一篇著名的《建白书》，其主要内容是：（一）朝鲜有必伐之罪，不愁找不到出兵借口。（二）伐朝鲜必胜无疑，“不出五旬而虏其王”。（三）伐朝鲜有利而无损。“朝鲜则金穴也，米麦亦颇多，一举拔之，征其人民与金谷”。“故伐朝鲜者，富国强兵之策”。（四）伐朝既可防列国对朝鲜的觊觎，又是实行海外扩张的大好机会，“吕宋、台湾可唾手而得”。（五）伐朝可继之伐清。“当天朝加兵之日，则遣使于清国，告以伐朝鲜之故，若清必出援兵，则可并清而伐之”。

出自：戚其章《甲午战争新讲》

发兵侵台。“征韩论”之争刚刚落幕，“征台”声浪又甚嚣尘上。这时，恰有琉球国居民出海遇上台风，在台湾南部上岸，闯入牡丹社乡，被土著居民所杀。睦仁认为这正是发兵侵台的绝好机会，特派时任外务卿的副岛种臣使华，并授意以谈判的“要旨”

出自：戚其章《甲午战争新讲》

日本明治政府实行黩武扩张政策，以大陆作战为主要目标，始终将发展军事力量置于优先地位。1878年，日本设立参谋本部，即大力推行大陆政策，将中国作为主要的侵略目标。从l884年起，日本便开始了长达10年的大陆作战准备。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觉得发动侵华战争的时机日近，便发动属员条陈征清方策。现在共发现7份条陈：6份为海军属员所拟，1份为陆军属员所拟。其中，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陆军大佐小川又次所作《清国征讨方略》发现较早，也最为有名。其他6份为参谋本部海军部代理科长、海军少佐樱井规矩之左右等所作之《征清方略》，因系近年发现，故知道的人不多。

出自：戚其章《甲午战争新讲》

清国政府若以政权之不及，不以其为所属之地，不接受这一谈判时，则当任从朕作处置。清国政府若以台湾全岛为其属地，左右推托其事，不接受有关谈判时，应辩明清政府失政情况，且论责生蕃无道暴逆之罪，如其不服，此后处置则当依任朕意。（[日]《（明治）敕语》，译文见《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23页）就是说，以琉民被杀问题作为突破口，无论清政府怎样作答，日本都要掌握发兵侵台的主动权。果然，双方在北京谈判时，清朝官员讲了一句“生蕃姑且置之化外”的话，被日方抓住，解释为：台湾土著部落为清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可视为“无主之地”，日本有充分理由兴师问罪。

出自：戚其章《甲午战争新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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